經濟特區正式成立前,圍繞如何劃定特區范圍展開了一場熱烈的討論。興辦經濟特區是一個新生事物,是一個創舉,在中國,乃至在整個社會主義國家都沒有先例。因此,如何才能辦好特區,范圍劃得大一點好還是小一點好,誰也沒有經驗...[繼續閱讀]

    在1978年7—9月間國務院召開的務虛會上,著名經濟學家孫冶方再次提出了他的“價值規律”觀點,并強調說:“千規律,萬規律,價值規律第一條”;薛暮橋也提出應該為長途販運平反、利用市場搞活流通等意見。主持會議的國務院副總理...[繼續閱讀]

    正當舉國上下載歌載舞迎接20世紀80年代到來的前夕,鄧小平在北京會見了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大平對自己設計的日本經濟“十年倍增”規劃獲得成功津津樂道,然后問鄧小平:中國的整個現代化藍圖是如何構思的?對這個突如其來的提問...[繼續閱讀]

    國民經濟調整期間,中央決定停止擴大企業自主權試點面的擴大,以集中精力搞好調整工作。擴大企業自主權試點進入鞏固階段。擴大企業自主權即“放權讓利”的基本內容是:企業在完成計劃的前提下,根據市場的需要制定補充計劃...[繼續閱讀]

    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存在著五種經濟形式即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全民所有的國營經濟、資本家所有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個體經濟、集體所有的合作經濟(又稱半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形式)、國家與私人聯合所有的...[繼續閱讀]

    1981年6月27—29日,中國共產黨建黨60周年前夕,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個決議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繼1945年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繼續閱讀]

    從1981年開始的國民經濟第六個五年計劃,對區域經濟發展戰略進行了重大調整——從強調平衡發展到確立以提高宏觀經濟效益為主要目標的指導思想和“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經濟發展重心開始向東部沿海地區傾斜。新中國...[繼續閱讀]

    1982年新年第一天,中共中央發布[1982]1號文件,批轉《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這個文件的發布,立刻在全國廣大農村激起了最熱烈的反響。因為它以中共中央正式文件的形式,徹底解除了對“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的最后一道“...[繼續閱讀]

    當改革大潮剛剛涌起的1979年,中央就順應形勢,及時地在國務院財經委員會內成立了經濟體制改革研究小組,由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張勁夫擔任組長。當年12月,研究小組就拿出了我國第一個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規劃《關于經濟管理體制改...[繼續閱讀]

    改革的大潮波及全國,迫切需要一個不僅是專門規劃、設計經濟體制改革計劃,而且還能夠超脫地方、部門的利益和局限,指導和協調全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工作的權威機構。體改辦作為國務院的一個辦事機構,是很難承擔起這樣的重任的...[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