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問世于1930年,就此崛起于史壇,是書亦堪稱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開山辟路的經典之作。他自詡《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繼續閱讀]

    郭沫若與王國維都是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舞臺上在廣受矚目的知識人。兩人的學術文化成就各有擅長,立身處世之道則大相徑庭,政治思維所向亦有天淵之別,他們的生命道路,都留給后世無限的反思空間。身為后死者的郭沫若,并有探析...[繼續閱讀]

    在這個史學實踐的論述社群的形塑過程里,王國維的影響固然深遠,引發“地下之實物”出現的學科:現代考古學帶動的風潮,則更有超越王國維之所想象者。特別是,因著民/國族主義的影響,現代考古學也承擔著學術以外的任務,用傅斯年...[繼續閱讀]

    郭沫若決心轉向史學之道,固然先以《易經》、《詩》、《書》等經籍創論立說,進行未久,卻開始對自己使用的數據產生懷疑:要論中國的古代,單根據它們來作為研究資料,那在出發點上便已經有了問題。材料不真,時代不明,籠統地研究...[繼續閱讀]

    總結而言,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除了以馬克思主義的論式為架構,征引恩格斯、摩爾根的理論為論述的觀點外,羅振玉、王國維對卜辭、金文與古史的釋證,同樣是郭沫若揭開中國古代社會奧秘的鑰匙。因此,郭沫若的成績,顯...[繼續閱讀]

    晚清以來,向西方學習,以西方為價值標準,緊跟西人的變化而變化,一直是中國思想界的一個顯著特征。到1930年代,這一特征依然十分明顯。主流媒體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國在國際勢力的宰割之余根本自己就喪失了羅盤針,東風吹則西...[繼續閱讀]

    1930年代,中國思想界反思的一個高潮,是《建設中國本位的文化宣言》(以下簡稱《宣言》)的發表及其引發的相關討論。以往的研究,大都傾向于論者主張的分析及與他派的論爭,而未曾把它放到當時的歷史語境中從整個思想界的流向考...[繼續閱讀]

    有意思的是,1930年代還有一種“世界化”的極端表現,即“全盤西化”的主張。面對國家和社會的種種問題,一部分知識人認為,不但不是“西洋化”所致,反而是“西洋化”不夠,所以,要進一步全盤采納西洋文化。當時出現的“全盤西化...[繼續閱讀]

    眾所周知,傅斯年雖然是胡適的學生,兩人交誼實在師友之間,傅斯年對胡適的思想/學術歷程,更有重大的影響。[1]1920年初,傅斯年赴歐求學,至8月1日始致函胡適,除了報告自己到英國后的相關情形之外,也對胡適的立身出處深致期望之意...[繼續閱讀]

    胡適的政治興趣向來濃烈。只是,1917年返回中國以后,面對風云變幻莫測的民初政局,胡適卻一直主張不談政治,不干政治,在從事政治改革之前,應先致力于文學、思想、社會的改造,[1]他回想說:1917年7月我回國時,船到橫濱,便聽見張勛復...[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