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起這副重擔之后,戴逸首先調整了作息時間,幾乎每天都要趕赴位于文津街的文津樓坐班。國家圖書館分館文津樓是編纂委員會臨時辦公地點,為北京圖書館舊址。在這座開闊大氣的辦公樓內,戴逸有條不紊地召集會議,安排前期工作。...[繼續閱讀]

    后輩晚學常常會探討學界名人的成功之道,它猶如一粒璀璨的鉆石,其各個棱面都折射著銳利的光芒。戴逸所行的漫漫學術道路,大致呈現三大階段:大器早成,中歲蹉跎,晚年達到巔峰。對此,戴逸的幾位學生都有不同角度的解析:在曾任中...[繼續閱讀]

    師恩難忘,戴逸常常跟人說起故鄉的楊毅庵老師。楊老師慧眼識英才,他幫助青少年時代的戴逸奠定了文史基礎,成為戴逸人生中第一位伯樂。其后,在漫長的治學道路上,戴逸又被身邊那些治學嚴謹、大家風范的名師身上閃耀的師德光輝...[繼續閱讀]

    粉碎“四人幫”后,重新煥發學術青春的戴逸,在事業上更為忙碌,故鄉常常在夢中相會。母親年事已高,終是離不開常熟,那里扎有她歲月的根。旅居京城多年,偶或借開會南下之際,抽空去看望母親。那是1979年,戴逸在四川參加會議完后...[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