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艱苦的革命戰爭年代,陜甘寧邊區的教育事業取得了很大的成績,為抗日戰爭和邊區的建設培養了大批人才。僅抗日軍政大學自抗戰開始到1939年7月10日,在由延安遷往晉冀豫前的3年間,共培養了15621名學員。[1]陜甘寧邊區的教育事業...[繼續閱讀]

    陜甘寧邊區在當時極其艱苦的條件下,仍積極開展各種抗日文化活動,大力推進邊區的各項文化事業建設。1937年2月7日,在延安召開了抗日軍人家屬聯歡會,東北軍、十七路軍,以及陜北軍閥高雙成部、高桂滋部的將士家屬都被邀請參加...[繼續閱讀]

    陜甘寧邊區因經濟、文化落后,人民群眾的生活極其困苦,社會風氣也很閉塞,長期以來缺醫少藥,人們的衛生觀念十分淡薄。邊區不少地方的群眾是人畜同居的“一攬子家庭”,不洗臉、不洗手等不講衛生的習慣很深,有了病一般不找醫...[繼續閱讀]

    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使得中國國內的各種主要政治勢力,在挽救民族危機方面達成了共識,形成了以國共合作為主體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但國共兩黨的矛盾仍然存在,特別是在有關國家前途和命運的問題上,始終存在著分歧...[繼續閱讀]

    1945年8月14日,日本帝國主義在中、美、蘇的聯合打擊下宣布無條件投降。15日,日本天皇發布了《停戰詔書》。9月2日,在日本東京灣的美國“密蘇里號”戰艦上,舉行了日本正式投降的簽字儀式。9月3日,中國戰區日軍代表在湖南芷江草...[繼續閱讀]

    1945年8月4日,抗日戰爭勝局已定,陜甘寧邊區政府決定,按1944年12月邊區第二屆參議會二次代表大會的決定,在全邊區開展第三次民主普選,并成立了謝覺哉、劉景范等11人組成的選舉委員會。9月6日,邊區政府發布了《關于今年選舉工作的...[繼續閱讀]

    抗戰勝利后,在邊區的一些地方由于土地所有權轉移、析分、土地典當與抽贖,以及土地租佃等過程中產生的土地所有權糾紛較多。這不僅引起了鄰里關系不和,也對邊區經濟發展產生了不利影響,邊區各地政府根據具體情況,對此進行了...[繼續閱讀]

    1946年3月,在國民黨召開的六屆二中全會上,公然否認了同年1月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憲法草案修改原則》。4月,蔣介石集團公開揚言:“東北九省在主權的接收沒有完成以前,沒有什么內政問題可言?！盵1]為其獨占東北的圖謀制造輿論...[繼續閱讀]

    1947年,國民黨在其全面進攻的戰略失敗后,又制定了以陜甘寧和山東解放區為主的重點進攻戰略。企圖利用其在陜甘寧地區軍事上的絕對優勢,一舉摧毀中國共產黨的中樞機關,瓦解人民解放軍的斗志,并可掩蓋其全面內戰方針的失敗,鼓...[繼續閱讀]

    1948年,國民黨的重點進攻被粉碎,這時雖在總兵力上國民黨軍仍占優勢,但士氣低落,機動性已大為降低,人民解放軍抓住時機在全國轉入了戰略進攻。在西北戰場上,敵軍在整個西北的兵力為311000余,可直接投入戰場的主要是胡宗南的17...[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