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決議》指出:“為了縮小工農業產品交換的差價,全會建議國務院作出決定,糧食統購價格從一九七九年夏糧上市的時候起,提高百分之二十,超購部分在這個基礎上再加價百分之五十。棉花、油料、糖料、畜產品、...[繼續閱讀]

    1980年8月26日,剛從一個小漁村蛻變為一座城市的深圳,突然響起了一片“噼噼啪啪”的爆竹聲。夏日藍天下的這陣喜慶聲響無遮無擋地飄向深圳河對岸,引起香港人的一片驚詫。原來,就在這一天,葉劍英元帥親自主持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繼續閱讀]

    在經濟特區正在破繭而出,對外開放事業有了一個良好開篇之時,廣大農村仍在改革的漫長道路上摸索前進。1月11日—2月2日,國家農委在北京召開了全國農村人民公社經營管理會議。這是一個波瀾起伏的會議。杜潤生指定安徽農委的周...[繼續閱讀]

    在農村改革的關鍵時刻,當“包產到戶”改革在爭論中遭遇重重阻力的時候,鄧小平說話了。根據萬里1994年的回憶,鄧小平開始沒有表態。萬里從安徽來京多次向他匯報,他表示同意,可以試驗。出了成果之后,他馬上公開表示支持。就在...[繼續閱讀]

    6月19日,就在鄧小平公開發表講話后19天,趙紫陽寫信給萬里并轉胡耀邦,信中說到,目前正當夏種夏收的大忙季節,部分縣、社在所有制、責任制上仍在變動。如包產到戶問題上,有的正在繼續擴大,有的又布置立即糾正,致使這些地方人心...[繼續閱讀]

    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從農村開始,逐步波及城市,因此被稱為繼革命戰爭之后的第二次“農村包圍城市”?！稗r村包圍城市”始于開放城鄉農副產品市場,城里人初嘗農村改革成果。1978年末,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在四川大竹縣召開全國集...[繼續閱讀]

    早在1956年,毛澤東就在《論十大關系》的報告中,針對經濟體制的高度集權問題提出:“應當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擴大一點地方的權力,給地方更多的獨立性,讓地方辦更多的事情?！盵1]同時主張給企業一點權力、一點機動、一...[繼續閱讀]

    1977年11月,人稱“鋼鐵帝王”的日本新日鐵公司董事長稻山嘉寬訪問中國,向李先念副總理提出了協助中國建造大型鋼鐵廠的動議。同月,冶金部制定振興發展中國鋼鐵工業的十年規劃,提出了在上海建一個年產500萬噸鋼的現代化大型煉...[繼續閱讀]

    從1978年開始,國家分別在一些省市進行了局部的財政體制改革,改革的方式有“收支掛鉤,總額分成”,“增收分成,收支掛鉤”以及“固定比例包干”等,但在財政管理體制上長期形成的統收統支仍占主導地位。這種體制由于中央統得太...[繼續閱讀]

    1980年冬,中共中央決定調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省長習仲勛,省委第二書記兼廣州市委第一書記楊尚昆到中央工作,調原遼寧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和原國家輕工業部部長梁靈光接替兩人的職務,主政廣東。任仲夷在遼寧時因平反轟動中外的...[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