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我作為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秘書處副處長,親歷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的全過程。因此,每逢國慶佳節,我的心情都特別興奮。眾星燦爛,群賢畢聚1949年9月21日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經過民主討論,通過了...[繼續閱讀]

    劉少奇為什么會在天津剛剛解放、共和國尚未建立、工作異常繁重的情況下,到天津逗留前后近一個月時間呢?“文化大革命”中,被大肆批判的“剝削有功論”是在什么背景下講出來的呢?我當時是天津工會干部,曾親耳聆聽劉少奇作報...[繼續閱讀]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國內外檔案文獻的解密和許多當事人回憶錄的發表,毛澤東首次訪蘇的幕后情況逐漸為世人所知,其中有些涉及毛澤東首次訪蘇的鐵路安全保衛工作。但是,這些文章對當時發生的事情有多種不同描述,彼此沖突,還...[繼續閱讀]

    一1951年春,西藏和平談判代表團到達重慶,受到賀龍、劉文輝等人的熱烈歡迎。劉文輝是西藏比較熟悉的人物,金中悄悄對我說:“共產黨對這樣一個大地主、大軍閥,不僅沒怎么著他,相反還給這樣高的地位,讓他講話,致歡迎辭,共產黨的...[繼續閱讀]

    抗美援朝戰爭是我們本不愿意打卻又不能不打的一場戰爭。朝鮮的存亡與中國的安危密切關聯。唇亡則齒寒,戶破則堂危。中國支持朝鮮不僅是道義上的責任,也是出于自身安?？紤],不得不同世界上最強大的美國直接武裝較量。通過...[繼續閱讀]

    父親周世釗和毛澤東是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的同學,他們情意拳拳,過從甚密,書信來往不斷,詩詞切磋頻頻,相知相交63年。毛澤東稱周世釗是“真能愛我,又能于我有益的人”,并稱贊他是“賢者與能者”;周世釗則稱毛澤東是“素抱宏...[繼續閱讀]

    建國初期,我國工會工作經歷了歷史性的轉折,并取得了很大成績,但也出現過一些問題。其中許多細節,至今仍難以釋懷,現記錄如下,以供后人研究時參考。1949年3月,隨著新民主主義革命即將取得全國勝利,中共中央在河北西柏坡召開了...[繼續閱讀]

    我從1957年到1964年擔任李維漢同志的秘書。在此之前,我于1948年到西柏坡進入中央統戰部工作。1950年我到西安調查工商聯問題,回京后寫了一個調查報告,提出利用工商聯對私營工商業發揮列寧所說的統計和監督作用,受到李維漢同志的...[繼續閱讀]

    1953年2月15日(農歷正月初二)上午9時許,我突然接到上級要我和地委書記李吉平同志馬上前去火車站等候的電話通知。我們到達火車站不久,見一列淺綠色專車由北往南,徐徐進站。車剛停穩,車廂內走下公安部長羅瑞卿同志和省委副書記...[繼續閱讀]

    我是1952年由中南大區調到中共中央政研室農村組的,1953年政研室全班人馬并入新成立的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辦公地點也由西城區的孟端胡同遷往當時萬壽路原來的偽“華北剿匪總司令部”。那是一座兩層大樓,非常陳舊。我被分配...[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