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世紀初,詩人張祜在與白居易(772—846)的對話中,用《長恨歌》中“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一句描述《目連變文》中的救母過程,并因而稱《長恨歌》為“目連變”[1]。梅維恒(VictorH.Mair)據此認為《目連變文》在9世紀初已經...[繼續閱讀]

    孟獻忠的《金剛般若經集驗記》一書最早提到蕭瑀編《金剛般若經靈驗記》,且引用了其中14則故事[1]。其中10則相同或類似的故事見于西明寺道世在總章元年(668)編纂的《法苑珠林》(見表2-1)?！斗ㄔ分榱帧返倪@10則故事中,招提寺僧...[繼續閱讀]

    孟獻忠編《金剛般若經集驗記》明確引用蕭瑀《金剛般若經靈驗記》中的故事,但打亂了蕭瑀編寫本原有的次序。羽184《誦持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靈驗記》保存了《金剛般若經靈驗記》中的8則故事,在情節上雖然略有縮減,但按照故事發...[繼續閱讀]

    《金剛般若經靈驗記》第4則隋趙文昌、第5則唐遂州人故事分別插入北周武帝(543—578)因廢除佛教、庾信因誹謗佛教而入地獄情節。關于北周武帝因毀佛入地獄傳說,劉亞丁搜集了保存在《續高僧傳》卷25《衛元嵩傳》中的開皇八年...[繼續閱讀]

    隋太府寺丞趙文昌故事中,當趙文昌問“元嵩何處,追不可得”時,周武帝回答:“衛元嵩是三界外人,非閻羅王所管攝,為此不能追得?！边@在孟獻忠轉引本、羽184以及P.2094翟奉達抄本中是一致的,但《法苑珠林》卷79則作“吾當時不解元...[繼續閱讀]

    北周以來,長安地區已經有密教經典的翻譯和傳播,到玄宗時期,密宗風靡兩京地區,這一過程,學界已經有相當豐富的研究成果。大村西崖在經典源流與造像雕刻兩方面都有著錄或研究[1]。呂建福對中國密教的發展追究源流,不僅詳述每...[繼續閱讀]

    慧日寺位于懷德坊東門之北,出坊東門隔街即為西市。自建立之日起,慧日寺就與這一地區繁榮的商業經營活動密切相連?！秲删┬掠洝肪?記載張通的夫人陶貴(543—597)在利人市成功經營的事例。張通夫婦舍宅建寺,《大將軍昌樂公府...[繼續閱讀]

    在編纂《大唐內典錄》的同一年,道宣又編纂《集古今佛道論衡》四卷,這是一部匯集歷代佛教與道教政策、宗教之間辯論等內容的文獻。在該書卷4的末尾,附錄了16則長安西華觀道士郭行真在龍朔元年(661)崇奉佛教、建造十一面觀音像...[繼續閱讀]

    玄奘師徒翻譯佛經,不僅帶來佛學新思潮,還有志于廣泛流傳新佛典。西域地區出土的《盂蘭盆經贊述》不僅呈現譯經僧團這種世俗傳播的面向,也反映了他們在傳統宣傳方式面前選擇恰當的策略和付出持續的努力?！督饎偘闳艚涭`驗...[繼續閱讀]

    開皇時期,大興城寺院建造者包括皇室、貴族、文士、商人、平民,呈現出多元化的特點。武德時期,由于施行限制佛教的政策,長安寺院數量下降,大臣建寺是極個別的現象。太宗即位之后,長安國家寺觀經營與政治秩序的變化與確立有...[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