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唐代前期紀念性國家寺觀在兩京地區的分布情形的話,可以看到,盛唐時期的國家寺觀基本集中到接近宮城的兩側。在長安,分布于安福門街和延喜門街的兩側。在東都(神都),分布于宣仁門至上東門之間的大道兩側。在開遠門到安...[繼續閱讀]

    上東門街是宣仁門與上東門之間的東西大街。這條街與建春門街一樣,寬75步,僅次于寬百步的定鼎門街[1],為都城交通主干道。武后時期,這里分布主要的國家寺觀。街道南面從東往西第一坊積德坊,這里有垂拱三年(687)自教義坊遷來的...[繼續閱讀]

    延喜門街是皇城延喜門與通化門之間的東西大街。街南西面第一坊為永興坊,《長安志》卷8記載,永興坊“街西之北,荷恩寺,景云元年睿宗立”。街北大寧坊東南隅為興唐寺。神龍元年由太平公主建為罔極寺,《唐會要》卷48記開元二十...[繼續閱讀]

    隋唐之際的慧凈(約580年—?)是一位出色的義學僧[1]。他出身于儒學世家,有多種著述:“《法華經纘述》十卷,《勝鬘》、《仁王般若》、《溫室》、《盂蘭盆》、《上、下生》?！盵2]這些著述大多與佛教的世俗宣傳有關。敦煌出土上...[繼續閱讀]

    道教宣傳同樣借助儒家孝道倫理。成玄英為《太上洞玄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簡稱《度人經》)作注釋時,就采用這種方式?！抖热私洝芳s為東晉道經,南齊嚴東,唐代薛幽棲、李少微和成玄英分別為之作注[1]。成玄英的注釋帶有為唐...[繼續閱讀]

    慧凈在開皇末年到大興城后,任延福坊西南隅紀國寺上座[1]。紀國寺在隋開皇六年(586)由獨孤皇后(543—602)為母親紀國夫人建立。大業中,慧凈的講學在長安已經具有影響:“大業之紀,聲唱轉高。預有才人,無不臨造?；驔Q疑豫,或示新文...[繼續閱讀]

    南北朝時期,都城寺觀建造的特點是建造者眾多?；适抑?官僚、平民舍宅為寺占相當比重。張弓概括南北朝時期寺院名稱有地望與名氏、興國安邦以及彰經教等三種類型[1]。南朝建康佛寺的建造者、供養人眾多,分布廣泛。梁武帝...[繼續閱讀]

    唐代前期,部分國家寺觀具有特別的禮儀意義。以下考察這類國家寺院的來歷。其一是由別宮(廟)轉為寺院。冉萬里注意到這一現象,但他的研究集中于關注長安周邊的皇帝行宮轉變為寺院的考古調查,長安城內僅涉及通義宮[1]。唐代的...[繼續閱讀]

    楊慶堃比較中國儒家學說與佛教、道教在中國的傳播實踐之后,認為中國的主流宗教(如佛教和道教)沒有能夠像儒學那樣發展出一套包羅萬象的倫理體系,對社會結構的系統具有極強的適應性。主流宗教不僅借鑒了儒家倫理中最具策略...[繼續閱讀]

    傳統社會的倫理觀重視家庭關系,表現為期望家庭凝聚團結,家族關系穩定以及保持家庭的世代延續。佛教宣傳中神奇的情節、夸張的敘事和雅致的語言能夠激發社會人群對于家庭的人倫情感,因而助益于家庭秩序的穩定與延續,這方面...[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