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John Dewey)為崇信實驗主義(Experimentalism)哲學,提倡科學方法的哲學及教育學大師。他除了提出理論之外,也創辦過杜威學校,對教育理念加以實驗與實踐。他自1904年起任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教授,并在師范學院兼課,幾個留美的重要思...[繼續閱讀]

    與杜威來華巡回演說同時發生的,是攸關中國人才培育以及學制修訂的新學制的更易。民國之后,隨著教育自忠君尊孔為核心的概念轉變為忠于國家,在教育制度上也做了調整,不僅取消了讀經課,也將各地學堂全數改稱為學校,禁用清政...[繼續閱讀]

    美國透過庚款的挹注,除了協助中國培育為數甚多的高層精英之外,也以其余款協辦中國的科學文化事業,其中最為重要者,乃是成立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該基金會的創建,與孟祿實有相當大的關聯。孟祿在華進行教育調查期間,結識諸...[繼續閱讀]

    教育救國本是清末知識分子眼見民智不開、人才匱乏、國家落后所倡議的救國辦法,一如當時其他實業救國、軍事救國等相類論調,盼能開辟一條挽救國家危亡的途徑。這股風潮在五四時期,隨著社會求變、求進步的急迫下,知識分子結...[繼續閱讀]

    壬戌學制的實施,帶來了專門學校升格的高教擴張。專門學校不同于一般大學,多由清末各地創辦的實業學堂或法政學堂演變而來。民國之后,專門學校得以分科成立,遂分為農業、工業、醫學、商業、造船、外國語等不同門類。高等師...[繼續閱讀]

    教育權為國家重要主權之一,不僅事涉國民養成、國家認同與價值觀塑造,更與人才培育頗具關聯,進而會影響一個國家、政府的走向。清末以來,諸多教會學校在華興辦,遍及各種不同的學習階段,自小學到大學都有,影響甚深。一般以...[繼續閱讀]

    教育為百年大計,學校所培養的并非只是一時的人力,而是未來數十年能為國家作貢獻的人才,若無穩定的收付,恐將無以為繼。從法規上來看,民國肇建之后,《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中對于教育一事并未敘及,俗稱為“天壇憲草”的《中華...[繼續閱讀]

    1921年6月,北京一帶國立專門學校以上學校教職員因境遇經費問題,與學生一同前往總統府向徐世昌總統請愿,竟遭警察毆打、槍擊,重傷者多達三十余人,輕傷者亦超過百名,成為“六三慘案”。[1]慘案爆發之后,輿論大嘩,紛紛指責北洋政...[繼續閱讀]

    要使教育經費能持續挹注,最根本的解決之道,就是政治要穩定,軍事活動不要太過頻繁,這才能使教育經費比例提升,也能將節省下來的軍費移撥教育或是建設之用,然而在1920年代初期,這個期望并不可能辦到。因此,教育界除了呼吁教育...[繼續閱讀]

    三江師范學堂為清末較早之官立師范學校之一,它不僅是江蘇省的最高學府,規模也可比擬位于北京的京師大學堂。推動其建立的實有兩人,一為兩江總督劉坤一,他于1902年上奏《籌辦學堂折》,但事尚未成,他就病逝了,籌辦學堂的工作就...[繼續閱讀]